“亚洲安乐死第一人” 85岁老人前往瑞士结束生命
[] 提示您本文原始标题：父亲选择安乐死
安乐善终并不是把你杀死 ， 而是多一个选择 ， 无痛尊严地离开 ， 当你需要的时候 ， 有一个备案 ， 好好规划自己的死亡 ， 好好说再见 ， 好好跟挚爱一一道别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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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达仁在家人的陪伴下安乐善终 。 视频截图
文|新京报采访人员 杜雯雯
人生的最后一顿午餐 ， 85岁的傅达仁先生吃了一颗水煮蛋、一点点蛋糕和巧克力糖 。
原本胃口一直不佳 ， 但那天他突然有些嘴馋 ， 像个孩子似的念叨 ， “哇 ， 这最后一个蛋怎么这么好吃啊 ， 还有没有？”
吃饭时 ， 儿子在他衣服口袋里放了200美金 ， 又被他打趣 ， “噢儿子 ， 这是你给我拿来当过路费的 。 ”
2018年6月7日 ， 在瑞士安乐死机构Dignitas的尊严屋中 ， 傅达仁先后喝下两杯药水 ， 家人身着深色正装和礼裙围坐在他身旁 ， 为他鼓掌 ， 告诉他“没有病痛了 ， 我们爱你 。 ”
他的右手被儿子紧紧握住 ， 直到头也缓缓靠过去 ， 进入永眠 。
傅达仁被冠上“亚洲安乐死第一人”的名号 。 但其实这位开明的老先生与其他普通的父亲并无太大区别 ， 年轻时忙于工作、严厉、看重亲情 ， 还有大家长般的慈爱 。
小时候 ， 儿子刚学会煎牛排 ， 喂他吃了一口 ， 隔天他便在台湾《中国时报》上刊登文章《一块牛肉》 ， 讲述父子间的温情故事 。 骄傲又霸道 ， 弄得儿子很不好意思 。
他时常要求全家人要在家中一起吃团圆饭；早在几年前 ， 就为自己挑好了墓地 ， 避免家中意见相左；全家人两次往返瑞士的所有费用他也坚持自己出钱支付 ， 300多万新台币（折合人民币65万多） ， 几乎花光了他个人的全部积蓄 。
就算弥留的最后一刻 ， 公众在影像上看到的傅达仁也依旧干净体面 。 作为台湾知名体育主播 ， 他竭力维护着自己一辈子的形象 ， 要清清爽爽 ， 即便身患绝症 。 哪怕在医院 ， 他也试图在外人面前努力控制自己衰颓的一面 ， 连主治医师都夸这位病人“修养很好” 。
医生说他的生命只剩下3到6个月 ， 但他拒绝开刀、插管、化疗 ， 靠吗啡镇痛 ， 挣扎着比医生的最后通牒还多活了一年半 。
只有为数不多、最亲密的家人 ， 才目睹了那些因末期癌症带来的堪称狼狈和痛苦的场面：体重骤减、呕出胆汁、腹泻不止、抽搐发抖、剧痛难熬 。
好在 ， 一切终归尘土 ， 结束是以他想要的方式 。
剥洋葱访问了傅达仁儿子傅俊豪 ， 以下是他口述的父亲 。
“痛在我身上 ， 你们没办法体会”
2016年6月 ， 爸爸在台湾林口长庚医院检查出胰脏癌 。 听到这个消息时 ， 我们是有一点震惊的 。
确诊之后 ， 家人几乎把全台北的医院都跑遍了 。 最开始 ， 我们和医生都劝他开刀 ， 周围的朋友也鼓励他要发挥“篮球运动员”的精神 ， 尝试化疗 。
胰脏是藏在胃、肝脏后面的器官 ， 如果拿掉胰脏 ， 会留下三个手术接口 ， 一旦接口发炎 ， 必须插管从肚子里把血水导出来 。
医生告诉我们 ， 如果不开刀不化疗 ， 爸爸存活的时间是3到6个月 ， 如果开刀加化疗存活两年的几率是50% 。
台湾每个人都有健保 ， 看病比很多地区便宜许多 。 但癌症重病要用到标靶药物或是手术住院 ， 长期下来的费用其实不低 。
我们还咨询过到日本治疗 ， 也是化疗的一种 ， 用最新的技术：用分子直接3D定位 ， 瞄准胰脏头的癌细胞 ， 用镭射光打下去 ， 要差不多200多万新台币的治疗费 。
但爸爸自己的意思是不要做手术 ， 说“干脆不要治了 ， 不要花这些钱” 。
考虑到他八十多岁的年纪 ， 身体可能没有办法负荷这样的手术 ， 语言不通的地方生活也不方便 ， 我们也就没再坚持 。 希望他能在剩余的日子里有尊严地吃饭、走路 ， 做他想做的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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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达仁 。 受访者供图
但其实癌症病人最难熬的是疼痛 。
爸爸痛起来只能靠吗啡止痛 ， 其实那是毒品 ， 会成瘾 。 我们听医生说 ， 很多癌症末期病人会痛到把点滴直接拔掉 ， 发狂、要跳楼自杀的都有 。 但爸爸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 ， 医生那时候还跟我们说“傅爸的修养很好 。 ”
后来 ， 他的情况变得更糟了 。 每天拉肚子4到6次 ， 腹部隆起 ， 长出一块特别硬的东西 ， 看得见摸得着 ， 在慢慢变大 。 再后来每天拉肚子的次数增加到8到10次 ， 吃什么拉什么 。
有一次 ， 我们全家人看到了宛如地狱一样的场景 ， 爸爸痛到发狂 ， 那时候的爸爸已经不是爸爸了 。
在爸爸还健康的时候 ， 他就知道安乐死这件事 ， 病了之后开始积极打探 。 差不多从2017年开始 ， 我们陆陆续续联络相关机构 。
2017年11月 ， 爸爸第一次去瑞士的时候 ， 本来已经决定要执行安乐死了 。 但很巧 ， 他曾经上书给台湾高官要求推动安乐死合法化 ， 正好那时候有了回应 ， 官方要接见他 ， 但最终促使他回来的原因是我当时恰好病了一场 。
回台北后 ， 爸爸的疼痛又发作了 ， 不得不加大吗啡贴片的药量 ， 这导致他发生严重呕吐 ， 连胆汁都吐了出来 。
当时我在上班 ， 接到电话后赶回家开车带爸爸去仁爱医院 。 中途他也一直不停地吐 ， 后来到了医院 ， 医生诊断说是钠离子过低 ， 挂上了点滴 。
在病床上 ， 他不停地躺下又坐起来 ， 躺下又坐起来 ， 几秒钟就重复一次 ， 整整一夜都这样 。 半夜又开始发抖、翻白眼 ， 医生说爸爸已经是濒死期 ， 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。
当时的场景 ， 对我冲击很大 。 我们都非常后悔让他受这样的折磨 ， 没让他那次就在瑞士完成安乐善终 。
家人甚至把葬仪社都找来谈好了 ， 但到了第二天中午 ， 爸爸突然清醒了 。 我问他：“爸 ， 你已经死过一次了 ， 应该不会再想去瑞士了吧 。 ”他说 ， “当然要去！痛都在我身上 ， 你们都没有办法体会 ， 你们不能帮我痛 。 ”
后来我才知道 ， 他在病床上一直能听到我们说话 ， 但是自己却讲不出来 ， 那种全身疼痛的感觉 ， 就像是有人在拿棒子打他一样 ， “想死死不掉 ， 想活活不了 。 ”
不希望最后一刻很狼狈
我今年29岁 ，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快要六十岁了 。
在我印象中 ， 他很高大、健壮 ， 年轻时身高有1米8 ， 他蛮骄傲的一件事就是我在国中时身高超过了他 。
他是很威严、严厉的父亲 ， 小时候我如果做错事 ， 时常会被他责骂：“做一件事毁三件事 ， 敬酒不吃吃罚酒 。 ”
其实他很爱我们 。 有一次我刚学会煎牛排 ， 喂他吃一口 ， 隔天他便在台湾《中国时报》上写了一篇文章《一块牛肉》 。 那时候我还小 ， 觉得很不好意思 。
爸爸做什么都是100%付出努力 ， 做到顶尖 。 不管是打篮球 ， 还是做篮球教练 ， 从广播做到电视也都拿了金钟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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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达仁和姚明的合影 。 受访者供图
他是个公众人物 ， 从很早的时候 ， 我就感觉到 ， 不会有比父亲做得更好的了 ， 他生前在的时候我没有说过 。 对我来讲 ， 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 。 他一辈子的形象都是很正面的 ， 不希望最后一刻是很狼狈的样子 。
爸爸一生中进医院很多次 ， 头部、盲肠、胃部、腿部都开过刀 ， 伤痕累累 。
从小他给我灌输的观念就是 ， 他随时会走 。 他常常会说 ， 如果遇到车祸或是什么紧急的事故 ， 千万不要帮他插管 ， “不要惦记 ， 让我顺顺地走 。 ”
活到这个年纪 ， 他看过周围很多朋友插管、电击之后的状况 ， 只能躺在床上 ， 什么都不能做 ， 他不想要那样 ，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想去瑞士实行安乐善终的原因 。
其中一个例子是爸爸曾经的学生 ， 也是台湾的篮球教练 ， 叫吴建国 。 他以前身高200公分 ， 跟巨人一样 ， 但癌症末期在安宁病房里 ， 躺着没有办法讲话 ， 整个人缩得不成人形 。
爸爸生病后 ， 我们有请帮佣来看护 ， 妈妈也会照顾 。 照顾病人会占用很多时间 ， 我们全家这么多人只照顾爸爸一个病人都时常会很忙乱 ， 睡到半夜起来跑急诊都是很常见的 。
爸爸本身很乐观 ， 这个能量也会传到我们身上 。 反而时常是我们很紧张 ， 说“爸你要治哦” ， 他回答 ， “我这么老了 ， 要治什么呢？”我们告诉他 ， 没关系的 ， 全家以你为重 ， 他却说 ， “我不要拖累你们 。 ”
这两三年间 ， 在精神上他不曾有过绝望的时刻 ， 很正面地面对死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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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达仁（右）和儿子在一起 。 受访者供图
很多人从电视上看到他生病后接受访问的样子 ， 都说怎么看都不像一个癌症末期病人 。 其实有时候一个小时的访问做完回到家 ， 他非常疲惫 ， 要休息很久才能缓过来 ， 这是外人看不到的 。
有时候 ， 我们全家人也会因为舍不得劝他放弃安乐死的想法 ， 他偶尔会有一点动摇 ， 但最后还是坚持 ， “我瘦成这样皮包骨 ， 还有什么好活的呢？你们要支持我嘛 。 ”
他要的是尊严 ， 不要他不堪的样子被人家看到 。 就像他喝下那杯药的时候毫不犹豫 ， 那是他性格中一直都有的勇敢 ， 只要决定的事情 ， 都会拼尽全力去完成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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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乐善终前 ， 傅达仁参加儿子的婚礼 。 受访者供图
两赴瑞士
从台湾去瑞士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。 我们两次陪他去 ， 每次差不多都呆两个礼拜 。
在瑞士有两家机构可以执行安乐死 ， 一家叫Dignitas ， 另外一家叫EXIT ， 全世界唯一一家能服务外国人安乐死的只有Dignitas 。
它的网站上面没有电话 ， 只有e-mail ， 回复你的时间是由对方决定的 ， 我们只能等待 。 瑞士周六日不上班 ， 再加上隔着时差 ， 我们和机构来回沟通的过程非常耗时 。 要知道 ， 对于癌末病患来说 ， 最珍贵的也是时间 ， 爸爸常常说要提早去 ， 他怕等不到 。
首先要缴300美金 ， 成为Dignitas的会员 ， 把病人在台湾的病历寄过去审核 ， 执行安乐善终的资格是病人年满十八岁 ， 并且被判定只剩下3到6月生命 。
接着机构会安排两次医生面谈 ， 确认这是你本人的意愿 ， 是意识清楚下做出的决定 ， 第二次面谈时会定下安乐善终的执行日期 。
在瑞士 ， 我们没有与其他病人的家人接触 ， 但在总部参访时看到很多资料夹 ， 分别标注了红色、黄色、粉色、绿色 ， 那些表示已经完成安乐死、正在安排或已经登记的病人 。
其实在父亲之前 ， 已经有一位亚洲的病人过去执行安乐善终 ， 但他是美籍亚洲人 ， 纯中华血统长大去完成这个仪式的 ， 父亲是亚洲第一位 。
第二次去瑞士 ， 原本定了6月6日执行仪式 ， 是为了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爷爷 ， 但那天早上下午都已经安排了其他病人 ， 一天最多只能两位 。
我们曾经问过Dignitas的工作人员 ， 如果家属反对的话 ， 病人还能执行安乐死吗？对方说 ， 只有傅先生是我们的病人 ， 只对爸爸本人负责 ， 会100%尊重他 。
仪式延后了一天 。 7号早上11点 ， 我们进了尊严屋 ， 先签署文件 ， 然后房间就可以随意使用 ， 等当事人觉得自己状态准备好了再服药 。 第一杯是止吐剂 ， 25分钟之后喝下第二杯致命的药水 。
头一天 ， 爸爸就交代好 ， 说要买鲜花和蛋糕 ， 我问他买哪一种？他笑着跟我说 ， “你们觉得好吃就好啦 ， 开party在歌声中送我离开 ， 都不准哭 。 ”
爸爸的最后一餐饭 ， 吃了一颗鸡蛋 ， 一点点蛋糕还有巧克力糖 。 有一点遗憾的是 ， 他吃着鸡蛋 ， 说“哇！这最后一个蛋怎么这么好吃啊” ， 问我们还有没有 ， 那时候外面有台湾的媒体采访人员在守着 ， 我们也不方便出去再买 。
爸爸就说没关系 ， 就这样啦 ， 我们唱歌吧 。 我们一起唱了首《奇异恩典》 ， 是他头天晚上自己亲自填写的歌词 。
父亲靠在我肩上倒下去 ， 呼吸慢慢没有 。 当我们陪伴他觉得差不多的时候 ， 工作人员便先请家人离开 ， 当地的检察官和法医会到现场鉴定——这也是为了避免检察官会当面对家属提出苛责的问题 ， 大多与谋财害命或是诈领保险金有关 ， 对家属情感上造成再一次伤害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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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达仁和儿子拥抱 。 受访者供图
全家对于丧葬仪式的要求很简单 。 因为爸爸常说“活着的时候对我好一点就好了 ， 死了办多大的仪式都没用” 。 所以吃最后一餐饭的时候 ， 我放了200美金到他的口袋里 ， 他调侃说 ， “噢儿子 ， 这是你要给我拿来当过路费的 。 ”
在当地一家干净肃静的殡仪馆 ， 爸爸完成了火化仪式 ， 全程两个小时 。 他穿着自己的衣服 ， 我们看着他通过运输带被送进高温炉 ， 那个开始的按钮是由我亲手按下的 。 火化结束后 ， 骨灰被放进瓮中 ， 封蜡 ， 带着盖有印章和翻译的火化证明才能上飞机 。
瑞士的消费是全世界数一数二贵的 ， 洗碗工的月薪是12万新台币 ， 一份简单的麦当劳套餐要700块新台币 ， 对我们来讲也是消费非常高的 。
Dignitas收取安乐善终的费用是一万多美金 ， 包括从入会到病历审核 ， 再到两次面谈、执行、火化 ， 协助我们取得官方证明上飞机 。
全家人两次往返瑞士的所有费用包括食宿 ， 都是爸爸自己要求付的钱 ， 大概是300多万新台币 ， 几乎花光了他生前所有的积蓄 。 这是他辛苦一辈子赚的钱 ， 我们尊重他 ， 由他自己来决定怎么使用 。
不是鼓励自杀 ， 而是多一个备选
我人生中第一次面对死亡 ， 是外婆的离世 。
她晚年糖尿病加中风 ， 在床上躺了七年 ， 又在加护病房拖了一两个月才走 ， 全身都长了褥疮 。 那时候看着她时常对着空气讲话 ， 嘴里哇哇念 。 最后那次是肺积水 ， 急诊插管 ， 管子插进去就看见她的头慢慢低下来 ， 一口气完全吐出来 ， 离开了我们 。
那一刻我才意识到 ， 原来一个人走是这样子的 。
早在三四年前 ， 爸爸就为自己挑好了墓地 ， 在死亡这件事上 ， 我们家里避免了分歧和争吵这些东西 ， 都是他自己定好的 。 爸爸决定要去瑞士安乐死之后 ， 我们便一起查询搜集资料、询问朋友 。
以前亚洲文化都会避免谈论死亡 ， 但在父亲安乐善终这件事之后 ， 很多人开始思考应该怎么好好规划自己的最后一段人生 。 有很多病患家属来问我们安乐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， 我们就把经验分享出去 。
今年2月24日 ， 我们在台湾成立了安乐善终立法促进会 ， 把爸爸的故事分享出去 ， 目前大概有70位会员 ， 大部分是商界、学界、医界、政界人士 ， 现在比较缺少法学界人士 。
父亲推广这个理念的时候 ， 是想着节省社会和医疗资源 ， 减少后代麻烦、不希望我们受累 ， 同时实施个人人权 ， 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 ， 决定自己的最后一程 。
其实我们收到的信息中 ， 九成都是支持的 ， 还有一些出于舍不得 ， 认为不要做这件事 。 很多人会说安乐善终就是自杀 ， 其实不是的 。 我曾经问爸爸 ， 安乐死怎么不是自杀？爸爸说 ， 安乐善终不痛 ， 自杀比如卧轨、上吊、跳楼都是痛的 。
从理智上讲 ， 现代医疗会有一个界限存在 。
医生告诉我 ， 对于癌末病人来讲 ， 在医学上让他们只是活下去 ， 有呼吸、有心跳是很容易的事情 ， 现在的医疗完全可以做到 。 但是躺在那里不能说话、吃饭、走路 ， 你觉得真的叫活着吗？
很多人在台湾推广安宁治疗 ， 也认可医疗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可以放手 。 我父亲就是安宁治疗的病患 ， 但其实就是给止痛药吗啡 ， 从四天一罐增加到两天一罐 ， 吗啡会成瘾 ， 对人的身体也会造成伤害 ， 日渐衰落 ， 不晓得什么时候死 。
安宁治疗 ， 也被称为“尊严死” 。 推尊严死的医生在早期跟安乐死是非常划清界限的 ， 我们现在讲的安乐善终并不是一般的安乐死 ， 真正的安乐死是由医生注射药物到你的体内 ， 而安乐善终在学术上叫“协助自杀” ， 是由病人自己完成这个动作 。
对于亚洲社会来说 ， 比起安乐善终 ， 安乐死是更为熟悉的一种提法 。 从严格学术意义上 ， 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于 ， 安乐善终不是我意识不清楚之下医生帮我打药下去 ， 而是在我意识清楚之下自己做出的这个决定 。
对很多癌症患者来说 ， 最恐惧的是这次做完化疗暂时好转了 ， 下一次呢？它是无限循环的 。 所以有人愿意像爸爸一样自愿坐快车抵达终点的话 ， 也是蛮好的一种选择 。
目前推动安乐善终在台湾立法 ， 需要漫长的辛苦的路 ， 一切都刚开始 。 我还记得在瑞士的时候 ， 爸爸跟媒体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， “这场仗一定要打 。 ”
安乐善终并不是把你杀死 ， 而是你自己认为如果到达一定的限度 ， 当你觉得“够了”的时候 ， 让你有另外一个出口 ， 有得选 。
当然 ， 这也需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资格 。 我们并不是推崇说得病的人就马上去选择死亡 ， 而是多一个选择 ， 无痛尊严地离开 ， 当你需要的时候有一个备案 ， 好好规划自己的死亡 ， 好好说再见 ， 好好跟挚爱一一道别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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