独立，才是女性最重要的品质｜妇女节快乐 3月8日“国际妇女节”

3 月 8 日“国际妇女节” ，是联合国为了庆祝女性在经济、政治和社会等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和取得的成就而特别设立的节日。今天我们节选了新刊《单读 19：到未来去》中几位女性讲者的发言内容，从媒体人、作家、图像工作者到大学的教授、企业家，她们的经历虽然大都归属于个人化的范畴，但从某种角度而言，也代表着一代中国女性的生活和人生经验。

《单读 19 ：到未来去》

吴琦主编

台海出版社出版

（内容皆为节选）

文学的瞬间

单向空间联合创始人于威

我坐在那里，随身的行李就是一个小包。我从北京到深圳带了两本书，一本书叫《法国中尉的女人》，另外一本书是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。我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意识，为什么要带这两本书。但它们就恰恰在我的包里。

到现在这个年纪回想起来，这一生中影响我最深的书，恰恰就是这两本。比如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中间有这样的情节：当尼克第一次来到表妹家中，他看到两个女孩子坐在沙发上，身穿洁白的纱裙，从远处看起来那么不真实，像刚刚乘坐气球飘了一圈落在沙发上，被一根绳子固定在这里。我的眼前经常会出现这个意象，两个很轻很空的白色形象，被固定在一个很大的白色气球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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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旧版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发行海报

另外一本书是《法国中尉的女人》，写了一个在维多利亚时代名为萨拉的女人，她出身贫寒，只能寄人篱下。传说她曾经救助过一个因为海难落难的法国中尉，帮他康复，两个人似乎发生了谁也说不清楚的关系。法国中尉说我会回来和你结婚，说完就离开了，她因此成为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婊子。后来，萨拉和另外一个出身很高贵的男子查尔斯因几次邂逅相识—但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里有一个被抛弃的女人的形象，一个被污名化的女人的形象，一个谁黏上谁就会倒霉的形象。另外一个是站在权力中心，拥有财富、地位、名声的男子的形象—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深刻地吸引了我。

而这本书最终打动我的，是它的结局。作者福尔斯（John Fowles）是一个后现代作家，能够把维多利亚时代用后现代的方式写出来。这个故事有三种结局，一种是萨拉到了伦敦，沦落为无依无靠需要别人救助的女子，查尔斯再次遇见她时，觉得非常内疚，在男性拯救弱女子的英雄气概的驱使下，和她发生了关系，并在之后解除了自己跟富家女的婚约，回来找到萨拉。这是一种结局。

另外一种结局是萨拉走了。查尔斯幡然悔过，回到家跟未婚妻坦白了内心的出轨，然后结婚生了七个孩子。最后一个结局是最吸引我的，查尔斯再次看到萨拉时，她已经在伦敦一个画家工作室里做了画家助理，变得非常优雅、自信、体面。她跟查尔斯有了女儿，养育长大，却一直没有告诉他。查尔斯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，现在我身败名裂，四处流浪，一无所有，如今找到你，我们结婚吧。这个时候，萨拉说，不，我不要结婚，因为结婚会让我丧失掉我自己，我之前做过的所有事情就是希望我成为永远的自己，我不愿意被婚姻改变，不愿意因为一个男人改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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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《法国中尉的女人》剧照

这个对于我来说是很有冲击力的。我坐在长椅上，为了打发时间看这些书，因为看了快几十遍，我知道每一页写的是什么，但我突然感觉到一个问题：实际上不管在任何情景下，你仍然还有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就是自主性的选择。你并不知道这样的选择会通向什么样的道路，但你可以做这个选择，你是自由的。从此以后，这两个意象永远漂在我的脑袋里：一个是作为可以做自由选择的女人，可以做妓女，可以成为人妻，也可能成为独立的女性；另外一个形象就是黛西（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中的女主人公），她很美、缥缈、精致、体面，所有我们能够寻找到的美好词汇都可以用在这个形象身上，但她被一只巨大的白色气球牢牢地拴在那里。所以，选择什么呢？

我感觉我们的精神生活里缺少太多的选择。这个选择不是被动的选择，你可以选择今天看 50 条朋友圈，发 50 张照片，这也是你的选择，但我认为这是为了取悦他人而做的选择。相反，自主性的选择、独立的选择、为之承担后果的选择，是我们现在的精神生活中缺乏的东西，也是我认为对于一个女性、对于一个个体、对于一个人来说，最重要的品质。

在新技术时代重新理解人与社会

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

为什么今天在讨论面向未来的议题时，我们要看新技术的问题？就是因为它带来了新的开展公共生活和文化实践的可能性。第一种可能性是移动社交带来的，第二个是实时性。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正在拍照并且已经在发朋友圈，并且可能有地理位置的打卡，我们看到实时的地理位置的时候，城市、我们生活的空间、整个社会，在我们眼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。这种实时性确实给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带来了新的可能。第三个重要的特点是参与性。在上海思南公馆的露天博物馆里，在各种各样的历史建筑、街区，甚至一棵梧桐树上，都有一个二维码，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游走在整个空间之中，刷二维码去看里面的故事。它不再像博物馆一样规定路线，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其中，为这个文化、这个地点贡献自己的见解、思想和观念。再看我们今天的自拍，不管说它低俗也好，平庸也好，它仍旧可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青年文化。

我的最后一个案例是 2018 年夏天，当代艺术家徐冰在 798 园区展出的个人作品展《蜻蜓之眼》，是全部用监控录像来生产的剧情长篇。我注意到这里面的一个小细节。有四十多个人物在影片当中出现，徐冰咨询了许多律师，无法解决肖像权的问题，后来他说既然每一个监控都有具体的地理位置，那我们就找到每一个人签同意书。很多人疑虑他们会同意吗，结果他们找到的三十多个人都同意了。非常有意思的是，一个开电脑店的小老板表示，他很高兴，说：“如果不是因为监控拍到了我的影像，传到互联网上，怎么会有北京的艺术家来找我，我怎么可能以这种方式跟更广大的世界发生联系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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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艺术家徐冰的工作室，正在 24 小时采录各地的监控视频

所以我想说，在一个新技术的时代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性别问题，是每一个个体面临的问题，我们都在不断地摆脱肉身，尽管这个肉身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影响，但是毕竟我们有了开创新的公共生活和文化实践的可能。

最后用一句话来结尾，这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迷幻摇滚乐队“感恩而死”（Grateful Dead）的词作者约翰·佩里·巴洛（John Perry Barlow）第一次体验虚拟现实传感器之后说的话，他说， “忽然，我没有身体了” 。虽然性别问题依然是这个社会严重的问题，一直包含着强烈的不公，但是对性别这个概念本身也要有更充分、更多元的定义和讨论，在未来，男女性别划分本身就可能不再存在了，今天，基于移动互联网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，尤其是年轻的男性、女性，都有创造自己未来公共生活的新的可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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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乐队“Grateful Dead”

写作是生命的共振

作家郭爽

我就这样写着个体的、孤独的故事，但很快，我就接触到了更大的、更广阔的真实。

2008 年雪灾时，我是困在广州火车站站前广场的上百万个人中的一个。气温在零度上下，地面是湿的，因为一直下着不能成雪的雨。非常冷。我跟男朋友两个人去送站，一无所知就挤进了人群中。实在是太挤了，我大衣上的扣子被挤掉了，棉花从扣眼里漏了出来。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靠近进站口，更不要说送人上车了。那是春节前夕，大雪压断了电线，中断了铁路客运，可是在珠三角打工的人并没有放弃回家过年的念头。人滞留在广场上等待，觉得总有机会可以挤上车，就能回家过年。要让中国人放弃回家过年这件事，实在太难了。灰头土脸地回到出租屋之后，我开始想：我们的生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当时的传媒还在鼎盛时期，有大量的图片、报道记录下了局部的真实，拼凑起来，我们得以了解自己的身边正在发生什么。我至今记得看到的一句话，出自一篇报道：“一个打工家庭，四口人，在站前广场待了 24 小时，只前进了 100 米。 ”跟几十万人头挤在一起，身体与身体之间没有缝隙，几十万颗心同时在跳动，只能抬头看雨。这样的一天过去后，这样巨大的共振之后，我感受到了个体存在对时代的讽刺。但要写这个故事，我想先讽刺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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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2008 年雪灾中的火车站

我写了《春运 2008》，一个采访人员通过关系买到了春运火车票，他带着登山级别的装备去火车站，觉得自己肯定能上车。结果失败了。故事的结尾是这样的：

7 点过了，进站的闸没有开过。车票有有效期，只要能进到站，他想。 9 点了，还是没有开闸。又冷又困，他抱着背包在塑料凳上睡着了。梦中突然一阵喧哗，他被人推搡着倒地，睁开眼，千军万马嘶喊着朝打开的铁闸奔去。他想起来，却被不停地踩到、推倒，等爬起来时，铁闸已经关上了。短暂的几分钟，就像从没有打开过。夜色中“广州站”三个红色的字，就像大型船尾即将沉没的灯火。

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我们就活在一种逃无可逃的现实里。要闭着眼睛装睡，还是睁开了眼睛也不害怕黑？后来，我在开始认真地写作后，始终在意人的尊严、信念，如果现实世界里没有，那么作家就需要用笔去搭建出来。从生活、写作的意义上，都可以说：广州塑造了我。而我的写作从一开始，就无法对生活、对人的困境视而不见，虽然痛苦但也要说出，要去找到安慰人心的力量。

值得观看的困境

图像工作者彭可

深圳是新旧主义城市的典型代表，计划经济的反面，它被工地和流动人口填满，一切都在蓬勃地发展且漫无边界，我就是在这样的城市中长大的。我觉得它对正在成长中的人来说，冲击是很大的。我大概 6 岁从罗湖区搬到了福田中心区，我记得当时，我家的小区是周围唯一的小区。因为晚上没有事情可做，我爸就带着我一起零成本运动，我骑单车他跑步，带着我们家的狗，一直跑到一个大厦。现在所有的这一切，市民中心、超高层写字楼、音乐厅、图书馆，包括当代艺术馆，一栋都没有，全部都是菜地，但那时离现在其实也就只有大概十五年或者不到二十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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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《盐水池塘》其一，彭可作品

我后来想，这样的成长经历意味着什么？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得到了一些结论，一是我对这样的城市面貌感到习以为常；二，我相信世界上大部分的事情都应该以这样的速度发展；三，我很难在城市中找到一个基准物用于定位自己。带着这些疑问，我开始了一些特定的拍摄。后来我在我书的发布会上找到了一张盐场的俯瞰图，我觉得它隐隐地指向我理想中的城市图景。

这张图在横竖方向上是规整的，有迹可循的，盐堆就像建筑一样朝纵深方向生长。受这种杂乱的、不稳定的、在变化中的城市经验的影响，我为了得到某种宁静或者平衡，一直对于不同形式的界限、稳固以及安全感有一种执着，这种执着体现在我照片中的材料上，例如窗帘、塑料、网状物件和玻璃，一些被包裹着的或者封闭的空间与结构。与此同时，虽然人是被迫在城市里居住，但城市体验并不只会让人失望，崭新的环境、新生事物的成长和成熟也会给人带来很多新鲜感和安全感，所以我的照片里通常都会有很多细节，同时颜色也会特别丰富，就像城市给人的最直观的视觉感受一样。

一个模糊的未来，

抵得过一万个晦暗的现在

前媒体人、企业家马李灵姗

最近几个月，我和朋友们都迷上了在朝阳公园散步。和我一块散步的是大家眼中所谓的“成功人士” ，但实际上每个人都遇到了一些迷茫。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，也没有经历过对我们有实际影响的重大国际事件，我们的日子是越来越好的。但在过去的半年里，大家能明显感觉到宏观经济的发展在放缓。我所在的影视行业和所熟知的游戏行业，都在急速地转弯。游戏行业过去一年没有发新版号，腾讯作为当今中国最伟大的一家公司，现在的市值已经跌到一年前的 60%……这个对各行各业的影响是很大的，很多不炒股的人不会明显地感觉到，但实际上宏观经济一直在降温。

这让我想到一本叫《双零年代》（ Zeroes ）的书，讲的是 2000 年到 2009 年华尔街塌陷的全过程。读到最后你发现一切又重新归零，很多东西从拥有到失去都是一个过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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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美] 兰德尔·莱恩著

孙碳译

中信出版社出版

今天，我朋友说北京今年又要雾霾了，我说去年不是治好了吗？他说宏观经济不好，今年不敢再让工厂停工了。其实事实就是如此，很多东西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，这个时候我们要重新一切归零，思考未来和各种各样的可能性。在过去这一年里，我无数次地想起两个西方的神话，一个是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，一个是巴别塔。其实在过去一年里，我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就是活着好难。活着真的好难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困境。我们一直都在不断地推石头，一直都在建造通天塔，但其实我们都生活在和自己有关的世界里，都在徒劳无功地做着很多事情。

今天我们不要这么丧，我还是在非常快乐地做事情。前一天证监会发布了一个文件，禁止上市公司募集资金跨界投资影视和游戏行业，这其实是对这些行业非常重的一次打击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的合伙人对我说，这是好事，踏踏实实做事，本本分分做人，像我们这样不靠大明星和大 IP 的公司是可以获得成功的。

最后还要相信，即使我不可能变回一个孩子，不可能做一个宇航员或者物理学家，不可能做一个家庭主妇，但这并不代表我没有其他的可能性。比如说我可以从今天开始学习西班牙语，也许五年后我可以流利地听说读写。虽然我现在跑 200 米都气喘吁吁，但这不代表我几年后不能成为一个瑜伽教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