纪检监察报：多当心“鄙夫”之患( 二 ) ：多当心“鄙

魏源在其《默觚·治篇》中谈道，晚清中有一批“便文畏事窭陋之臣，遇大利大害则动色相戒，却步徐视而不肯身预” 。这些“嵬琐中材” ， “以推诿为明哲，以因袭为老成，以奉行虚文故事为得体” 。这些人“方托老成文学，光辅升平，攻之无可攻，刺之无可刺，使天下阴受其害而已不与其责焉” 。魏源斥责这些人为“鄙夫” ，危害甚于强藩、外戚、宦寺、权奸等。

“鄙夫之害治也，犹乡愿之害德也。圣人不恶小人而恶鄙夫乡愿，岂不深哉！”“鄙夫”的病根在哪里呢？魏源对此揭露， “鄙夫胸中，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，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；所陈诸上者，无非肤琐不急之谈，粉饰润色之事” 。在封建社会，这样的人自然不能内匡君德、外匡君政。

历史的告诫值得今人深思。 “鄙夫”多了，担当之人少了，就可能导致亡国之患。据史书记载， 1812年仲夏，台湾知府汪楠抓了一个传教人，供出一个惊人的情报，次年中秋节，天理教教徒要攻打紫禁城，汪楠怕给自己惹事，便把事情给压下去了。 1813年初夏，豫亲王裕丰也得到相似消息，但他怕引火烧身也给压了下来；同样，九门提督吉伦连续接报也不予理睬。事发前一天，兵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刘镮之接到奏报，但正与客人觥筹交错，便把奏事人草草打发，继续喝酒……后来便发生了清史上的“癸酉之变” ，也是清朝由盛转衰中的标志性事件。在这件事情中，不难看出汪楠、裕丰、吉伦、刘镮之等人皆为“鄙夫” ， “鄙夫”之患由此可见一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