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》 挖掘土地中的奇迹与困境( 五 )

  刘守英:是有的 。 这两个时代的烙印对我的土地问题研究影响至深 。 因为生于计划经济年代 , 亲历过集体体制弊端造成的农民行为扭曲和农村贫困 , 这种刻骨铭心的烙印时时提醒我 , 土地问题的研究与政策主张不能有半点浪漫主义色彩 , 它是关乎农民生计和命运的 , 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兴趣问题 。 投身于改革年代 , 使自己切身体验到体制的变革重在策略 , 注重利益相关者的互动 , 关键能推得动 , 而不在观点的彻底性 , 更不在文字的可观赏性 。

  作为“60后” , 我更在乎自己的行为能给社会和所关心的对象留下点什么 , 并不太在意个人的得失 , 这也是有些研究和建议显得大胆、但也会发出去的底气 。 这些特质坚定了我土地研究的基本立场:立足于农民的土地权利和获利机会;基本准则:从农民的视角寻找政策的突破;基本方法:从底层获取一手信息 , 不是亲眼所见、亲耳所听的 , 不信、不传、不写 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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